屠呦呦获“诺奖”，“热点”似已过去，但深刻的反思，特别是对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反思并未止息。中国近代以来任何重大、有效的研究和改革探索，无疑都兼顾了向外系统学习和本土化探索。提升中国教育和科研工作者的传统文化素养，是参与国际竞争、探索中国模式和方法的特有资本和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重要资源。——编者
■程方平
中国科学家屠呦呦获得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的消息令人振奋，表明在科学研究领域中国大陆学者也并不逊于他人。尽管获得诺贝尔奖需要各种复杂机缘，且不能由此说明所有问题，但屠呦呦获奖，可以使受制于现行教育和人才体系的人们能有所觉悟。对于科学界有些学者对传统文化所知甚少，甚至出现文献错误的现象，我们也应有所警醒和反思。
中国传统文化养育了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仁人志士
“中国为什么难以培养杰出人才？”这一由著名科学家钱学森生前提出的问题是教育问题，是人才的使用、评价体制问题，还是中国人迷失自我、精神缺失的问题？在当下确实应该进行认真深入和关乎本质的思考。
近代以来，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开始走出国门、放眼世界，而其中真正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主要是那些有报国心、有远大志向、有独立自主精神的人。詹天佑留洋回来解决了中国山区铁路的运行和建设问题；严复关注“西政”为的是治愚治贫，不使中国人亡国灭种，陶行知等师从杜威，倾心追求中国乡村社会的改善；新文化的旗手且在国外获得30多个荣誉博士学位的胡适，被提名诺贝尔奖的理由却是研究中国的传统哲学和历史。即便在制度黑暗、动荡不安的年代，他们依然能坚守理想、献身事业、不懈探究，与中国传统的修齐治平思想，以及中国传统教育更加偏向因材施教和自主探究学习等，是不无关联的。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的义务教育普及了、高等教育大众化了，思想开放了，大楼林立了，设备精良了，改革的名目更多了，办学和专业研究领域物质和技术的基础越来越雄厚了，但在人才培养和实现其价值等方面，人们还是觉得缺少了一些最重要的东西。人们更怀念在抗战最艰苦的环境中，在西南联大、西北联大、抗大等“草棚大学”中，中国学界培养了各行业无数优秀人才的那种精神和氛围。
一个国家杰出人才的培养不仅需要经济支持、物质条件和政策引导，也需要有远大理想和科学探究精神的支持，更需要有适宜和充分自由发展空间。对比屠呦呦及其科学实验团队在普通的条件下持续探究近50年的经历可以看到，目前中国科技和教育界最需要改善和提升的是精神和学风，是粗糙、僵化、简单、迷失主体的管理和评价方式。一位或一群杰出人才的养成，在当今飞速发展、激烈竞争的时代，绝不可能是急功近利、一蹴而就的，耐不住寂寞、经不起失败、满脑子功名政绩，不仅不能获得真理，恐怕连常识也是难以认同和坚持的。
中国传统科技仍有重要价值
长期以来，我们往往习惯或满足于被外人认可，“外来的和尚会念经”，“墙内开花墙外香”似乎成为影响中国人才成功的“铁律”，一直难以突破。为此，不少学者要花费相当大的时间、精力进行发论文、出著作、跑课题、拉关系，以及醉心于国际运作，而在研究本身上人们所作的努力却大大缩水，独立自主的探索精神在许多领域受到严重动摇。
如在李约瑟出版《中国科学技术史》之前，中国古代的科学技术几乎不被看重，对中国学者的相关研究也少有问津。其实，李约瑟的贡献也是在借鉴了中国学者大量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最终完成的。他让全世界和中国人开始意识到中国传统科技的重要价值，也使著名的“李约瑟之问”，即中国古代科技发达，对世界作出重要贡献，为何近代衰落了，成为“钱学森之问”的重要前奏。
在当下西方学界、教育界日益关注中国经验、中国思维、中国方式的同时，中国人则忘记了“言必称希腊”、“东施效颦”、“削足适履”的教训，在许多研究中都言必称欧美。我们非常愿意学习国外的经验和方法，但不应在对自己的传统全然无知的情况下草率地菲薄我们自己的优秀传统，更不应忽视和否定我们曾经行之有效的方法和思路。
屠呦呦在从事医药实验的过程中，曾受到晋代道教学者葛洪《肘后备急方》的重要启发，而中国的传统医学是以中国哲学为重要基础的。屠呦呦在学习运用西方实验方法的同时，坚信中医是支撑其创新发展的宝库。另外，相近的案例还有中国著名的数学家吴文俊。他在拓扑学的示性类和示嵌类、数学机械化等领域都作出了重要贡献，由他原创的、被国际认可的“吴方法”，在相当程度上得益于他对中国数学史的研究。
中国杰出人才的培养和使用虽然要有国际化、现代化、科学化的意识，要学习国外先进的思想和方法，但也必须有独立自主的精神和意识，并要尽快确立自己的标准体系。要使中国的科学家、学者、教师、人力资源管理者等都明确，什么是杰出人才、专业技术人才等，怎样才能使各类人才在中国充分有效地成长，并尽量减少无益的捆绑和束缚。近年来，美国的一些大学和研究机构通过制定规则以加强对科学研究保护体系的改善，其积极和直接的影响是，高端人才能更安心、自主、充分地成长和发展。
值得赞赏的是，在中国推出教育规划纲要的同时，国家层面的人才规划、科技规划也同步推出。这是一个协同发展的好势头，关键是这三类规划要在三大系统的关联中更多地形成共识、产生合力。由此我们才可能有自己独立的判断，而不是消极地依赖或企望外国的权威帮我们判断什么是人才，告诉我们人才如何培养和使用。
作为中国教育的研究者、实践者、探索者，不仅要了解西方教育和人才培养的体系与规范，也要努力继承和弘扬中国的文化、哲学、科学、文学、艺术、技艺和教育、学习等方面的丰富遗产，努力提升自己的传统文化素养，谙熟中国的思维特点和研究模式。要意识到，与现代教育改革紧密相关的那些最重要的教育理念、方法和经验，如以人为本（教育公平、全民教育）、因材施教（多元智能、尊重个性、差异学习）、合作学习（小组学习、合作减负）、自主探究（尊重学习主体、教为了不教、师父领进门修行在个人）、教学相长（教师本质、相互激励）、知行合一（理论联系实际、践行实验、课程贴近生活）、建设学习型社会（耕读传家、终身学习、行行出状元、非正规学习与体制外教育探索有利于创新）等，在中国都有系统化、本土化的历史经验积淀。这些丰富、独特、自成体系的宝贵遗产，不仅是教育或学习不容忽视的重要内容，也是充满现代教育、现代思维、现代生活气息的中国方式的探索实践。
中国传统教育蕴含现代启示
与欧美的教育、研究、人才培养等长于形式逻辑、分类探究、科学实验、线性和数量化分析等优势相比，中国的传统则长于整体和系统的辩证思维，更关注事物之间的对立、转换、理解、融合、协同，更看重物极必反、相反相生、多元互鉴和法无定法。中国近代以来任何重大、有效的研究和改革探索，无疑都兼顾了向外系统学习和因地制宜的本土化探索。中国坚持要走自己的发展与改革之路，就必须首先有“自知之明”。如果只会人云亦云地翻译和照搬西方的教育思想与人才培养模式，则不仅主体意识难以形成，还会使各类探索迷失方向，出现严重的水土不服。中国教育的改革与发展，面对的是与他国有明显差异的中国问题和具体困难。根据常理，我们更需要参考借鉴的是中国自己的历史经验、传统理论和多元并存的积极探索。比如，中国教育当下最难改革的问题之一是“三农”的发展及其教育问题，而在这方面，先秦时期农家的哲学探索、三千多年的重农历史和政策、丰富的农学及相关的科技理论（包括数学、天文学家、历法、水利建设、环境保护、天人合一、医药、农业机械等）、遍及乡村的由社学与私塾（包括书院、藏书楼等）等构建的乡村教育体系、近代以来的乡村建设等实验，都是切合中国实际且有世界影响的中国经验、中国案例，许多相关研究和实验，都有非常重要的直接参考价值。
再比如，中国教育长期以来一直存在着“学洋不化”的严重问题。仅就语文能力的培养而言，面对自身特点鲜明的中国语言文字教学，培养效率一直极为低下。究其原因，最为突出的一点就是，忽略中国语言文字自身的特点，而简单地搬用西方拼音文字教育的模式。其结果必然脱离实际、难有效果。检阅中国传统的语言文字教学，不仅系统完整，涉及蒙学、小学、大学、社会学习等不同层次；而且方法独特，包括诵读法、读书法、提要法、索引法、写作法、批评或评价法等；并有相关的教育、教材、教法、品评人才等方面的深入总结，为中国今天的语文教学改革提供了立体、多元、务实、丰富的宝贵遗产。近年来，仅在传统语文教学的研究领域，有关本土问题的研究成果和遗产梳理就已经积淀了重要的基础，涉及语言学、文字学、文字书法史、文学史、蒙学史、小学研究、文选学、文论、文学批评、诗学、文学与宗教、文学与科举、文学与科技、文学与移风易俗等。如能有意识地、充分地借鉴这些成果，中国的教育教学改革和人才培养模式的优化，将会跳出僵化的定式，探求更适合中国人学习的途径和方法。
在未来的教育、学术和人才培养领域，仅追慕西方现代的方法和模式是会产生偏颇和风险的，若能结合东方，特别是挖掘中国自己的传统，将使我们的思想和实践更好地兼收并蓄、左右逢源。
近年来，随着中国国际地位的提升，孔子学院在全球的拓展，中外学术交流的日益频繁，中国传统文化已经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成为全球共享的历史文化资源，国外“中国学”的研究也再次形成高潮。
在这样的历史节点上，中国教育界、学术界应有强烈的意识，在打破“无知—自卑—迷失自我”魔咒的基础上，努力成为掌握本土传统和自身命运的主宰。由此可见，提升中国教育和科研工作者的传统文化素养，在哲学、历史、文学、科技、教育、人才品评等领域展开不断深入的挖掘，不仅是我们确立自信心和向外看世界的根本立足点，更是我们参与国际竞争、探索中国模式和方法的特有资本和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重要资源。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