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于1958年秋考入地处长沙的中南矿冶学院矿冶工程系，也就是原衡阳矿冶工程学院的前身。我们200多名新生在中南矿冶学院学习一年后，即与矿冶工程系的二、三、四年级的238名同学一起于1959年8月转入地处衡阳市西郊的卧虎山。1960年就有了衡阳矿冶工程学院第一届毕业生。至今保留的我毕业时的全体毕业生的合照上写的是《衡阳矿冶工程学院第四届毕业生合影1963.8》。
    1960年毕业的学生，他们是1955年进入矿冶工程系学习的。因此，我个人的看法是原中南工学院的校庆年份从1955年算起，也是可以的。衡阳矿冶工程学院当时定的发展规模为7500人，教学大楼的设计图纸十分壮观，现在的第二教学楼仅仅是当时设计的主楼，它两旁辅楼因三年自然灾害的困难时期而被“砍”掉了。设置有放射性冶金、放射性采矿、放射性选矿、放射性地质、放射性矿物分析、矿山机电六个专业，学制为五年。为保密起见，所有的专业都用编号代替。1959年秋季，在衡阳招生的新生是第五届（简称64级学生）。当年的10月15日在工棚内，学院的全体师生一道举行了开学典礼，这个临时搭建的工棚也是师生的食堂。教室与寝室就是最早的学生宿舍三栋楼（现已被拆除），当时是盖一层用一层，上课和睡觉的地方满是灰尘，条件十分恶劣。
高年级学生的专业课程则由苏联专家上课。我记得60级的学生到北京五所实习完后，就地分配在该所工作。因为当时二机部的科研院所太需要人了。当时的卧虎山制高点就有现在第二教学楼第六层的高度，是我们当时全体师生日夜奋战，硬是把卧虎山挖平了。虽然当时条件艰苦，又遇到三年困难时期，可我们照样学到了知识，也锻炼了我们的品性。
    1963年8月，我大学毕业，并且很幸运的留校任教。我当时所在的102教研室的老师基本上是留苏回国的。我是在他们的带领下，开始了我教学科研的高起点。此后的几年时间里，我是给留苏副博士王宗棠老师当助教，也就是八十年代的原核工业第六研究所所长。作为助教的我负责学生的辅导与习题课，带学生到东北、河北、广西等地矿山进行生产、毕业实习。我作为实习老师和同学们打成一片，同吃、同住、同劳动。在矿山要严格执行规章制度，上班三班倒，实习工作非常辛苦。一天三餐的窝窝头也让我们很不习惯，每天从住的地方到矿井的路程很远，当时根本就没有机动车辆上下班接送，在两个多月的实习时间里，我们往返都是步行。即使是值夜班我和同学们都很自觉、很认真，也从来没有发生过任何迟到现象。
    1969年原衡阳矿冶工程学院停办后，我们学院全体教职员工均去地处湖北针祥县的二机部“五·七”干校。编制为第四大队进行劳动锻炼。干校条件十分恶劣，我们单身教工住在牛棚内，成家的教工只能两家合住一间仅仅十几平方米的小房间，中间用木箱子隔开。我当时是基建队“干打垒”二班班长，现还健在的90高龄的马子厚老干部就在我这个班当班员。餐餐吃的都是清汤萝卜、炒萝卜、生吃萝卜。直到1971年，我才被调到地处郴州的711矿。
    核工业部1979年11月决定恢复衡阳矿冶工程学院。我1980年初，从711矿调来筹备处工作。当时分为两个大组，分别是专业组和基础组，我被抽调在专业组。主要负责新调进教师的政治学习，并参加了管理专业的筹建工作。在筹备处老领导的指导下，全体人员艰苦奋斗，筹备工作得以顺利进行。我后来还参加了全国厂（矿）长培训的教学及培训部的管理工作。1984年，衡阳工学院招收了200名新生，我当时是管理系管理教研室第一任主任。
    1985年,我被调到教务处工作.在教务处一干就是十一年。后担任中南工学院院长助理，主要负责本科教学工作及成人教育。1995年，我作为中国质量管理代表团副团长赴日访问。1997年，台湾某企业通过中国质量管理协会发函，邀请我赴台作《日本的质量管理与中国的儒家文化》学术报告。我长期参与了核工业质量管理标准的制定及ISO9000质量体系的认证评审。
    两校合并后从2001年到2006年，我担任南华大学教学督导团团长的期间，我见证了合并后的南华大学的蓬勃发展态势，让我为此骄傲、自豪。我在南华学习与工作了五十年，对南华怀有深厚的感情，南华五十年是我无悔的选择，我特意写了几句话，算是我给校庆的一份薄礼。
    在采访行将结束之际，陈老师当场即兴赋小诗一首，记者记录如下：
    新生进校年年烂漫，毕业离校岁岁甘甜。
    往事情怀光阴似箭，回首惊叹已五十年。
    五十年教学科研，五十年管理实践。
    一幕幕教书育人的故事讲台展现。
    一堂堂课堂讲学的声音婉转回旋。
    道不完的师生之情，
    数不尽的无私奉献。
    五十年哪！我已把青春献给了南华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