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一直坚信，作家与作品之间微妙的互动关系：作家创造了作品，作品教育了作家。一部优秀的作品，是宏阔而多面的，它的种种深层涵义显然不是作家能够把握的，尽管作家能写出它。
因此，我惊讶于文学作品漫长而坚定的力量。
    余华在《我为何写作》中写道：“我知道阅读别人的作品会影响自己，后来发现自己写下的人物也会影响我的人生态度。写作确实会改变一个人，会将一个刚强的人变得眼泪汪汪，会将一个果断的人变得犹豫不决，会将一个勇敢的人变得胆小怕事，最后就是将一个活生生的人变成了一个作家。我这样说并不是为了贬低写作，恰恰是为了要说明文学或者说是写作对于一个人的重要，当作家变得越来越警觉的同时，他的心灵也会经常地感到柔弱无援。他会发现自己深陷其中的世界与四周的现实若即若离，而且还会格格不入。然后他就发现自己已经具有了与众不同的准则，或者说是完全属于他自己的理解和判断，他感到自己的灵魂具有了无孔不入的本领，他的内心已经变得异常的丰富。这样的丰富就是来自于长时间的写作，来自于身体肌肉衰退后警觉和智慧的茁壮成长，而且这丰富总是容易受到伤害”。
    此话，于我心有戚戚焉。
    写作是一个漫长而艰辛的过程，一个孤独而冷清的过程，同时也是一个自由而安逸的过程。阅读与写作不仅仅是对一个人感悟力、理解力、记忆力的极限挑战，还是对一个人情商、韧性、耐力的极限挑战。当然这种挑战是互动的，是作者与作品共同完成的，而不是作者独立完成的。通过阅读和创作，作家在一次又一次地互动中不断完善自己的心身，在现实和虚构的双重世界里使得作家本人的人格、情怀不断完善和广阔。
    这种教育会使作家日益变得与众不同、格格不入。这是作家的幸运。真正的文学是来源于生活而又高于生活的，这句经典之言既阐叙了文学赖以生存的土壤又表达了文学创作的契机。生活处处有题材，但是需要一颗独立、柔软、敏锐、丰富、而又容易受到伤害的心去挖掘，去发现。
    作家同时也是一群脆弱的，容易受到伤害的弱势群体——一群专注精神，以文为生的人。我曾不止一次思索诸如王国维、海子、海明威、川端康成等国学大师和文学大师的自杀行为，他们在文学——语言的艺术上堪称大师，他们真知灼见地创作出了鼓舞陶冶全人类的伟大作品，最后为何纷纷“凋亡”？有人说专注的文学创作极大的损害了他们的身体和神经，在种种疾病的困扰下，他们的身体和心灵都不堪其扰；有人说他们在艺术上走到极点，已经无路可走，他们将生命寄托在艺术上，艺术的死路也就标志着生命的终结；有人说是他们在面对现实时最终发现艺术是虚弱无力的，他们无力改观残酷功利的现实因而产生极度的绝望。无论是什么原因，我总因此感到作家的悲哀。为什么要以这样一种极度极端的方式完成生命的历程？这让我想起了诸如曹冲、王勃“天才早夭”的类似悲伤，而这些“天才早夭”的例子在麦家的小说《解密》《暗算》中得到了深刻形象的表达，我想也许不仅仅是文学吧，在诸如数学、工学、破译等一切“纯理论”的学科，都有这样的悲剧。他们的智商往往与性格差距极大，智商的超群最终躲不过性格带来的命运悲剧。
    我记得读小学的时候，曾在一本青少年杂志上看过一个“前辈作家”对我们的谆谆告诫：“写作之路是漫长而充满艰辛的，是一条孤独的荆棘之路，所以你若是文学爱好者，不妨将这种爱好带到生活中，附庸附庸风雅，点缀点缀生活，若是作为职业，要三思而后行。”现在想来，也许此前辈并不是一个真正的作家，或者说是一个不入流的作家。因为他显然不明白作家与作品的互动关系，而一味夸大了作家与现实生活的紧张对峙，让人感到困难重重，坎坷重重，似乎无路可走。
     我一直是很鄙视所谓的“业余作家”的。我觉得那类人纯粹是吃饱没事干满肚子酸水附庸风雅，指不定心里多么龌龊，就像《儒林外史》里的那些秀才举人，在人民群众眼里作威作福、自以为是，实际上材不堪用，不过是骗骗人而已。也许是我的态度太过极端，我虔诚地认为作家与文学之间绝对是缘分，天缘。这种缘分超过了夫妻之间的缘分，甚至父辈与子辈之间的血缘，成为无比亲切的所在。只有内心柔软、敏感、脆弱、孤独、多愁善感、富有同情心和悲悯意识，有着内心不可克服的种种性格缺点，同时能直面自我，暴露自我，解剖自我的人，才有可能成为真正的作家。
    因为文学的本质即是“人学”和“美学”，以“人”为中心，而不是以“政治”“商业”或者“人情”为中心，尽管人是社会中的人。从本质上说，作家是极度自私，极度以个人为中心的人，然而因为个人性格无法克服的种种缺陷使得作家常常感到痛苦，于是作家不得不直面自我，暴露自己，解剖自我，进而教育自我，进而由“我”这一点推广到全社会、全历史甚至全人类。使得作家与作品在互动中，充满大悲悯、大同情、大伤感。莫言在《捍卫长篇小说的尊严》中说，我们需要的不是那种刚吃完红烧乳鸽，又赶紧给一只翅膀受伤的鸽子包扎的悲悯；不是苏联战争片中和好莱坞大片中那种模式化的、煽情的悲悯；不是那种全社会为一只生病的熊猫献爱心但置无数因为无钱而在家等死的人于不顾的悲悯。悲悯不仅仅是“打你的左脸把右脸也让人打”，悲悯也不仅仅是在苦难中保持善心和优雅姿态，悲悯不是见到血就晕过去或者是高喊着“我要晕过去了”，悲悯更不是要回避罪恶和肮脏。《圣经》是悲悯的经典，但那里边也不乏血肉模糊的场面。佛教是大悲悯之教，但那里也有地狱和令人发指的酷刑。如果悲悯是把人类的邪恶和丑陋掩盖起来，那这样的悲悯和伪善是一回事。莫言说：“只有正视人类之恶，只有认识到自我之丑，只有描写了人类不可克服的弱点和病态人格导致的悲惨命运，才是真正的悲剧，才可能具有“拷问灵魂”的深度和力度，才是真正的大悲悯。”
    这段话，于我心有戚戚焉。这让我想起了卢梭一类的自传体《忏悔录》以及司马迁《报任安书》，鲁迅自我剖析的传记，郁达夫自我暴露式的小说。我想，古今中外，一切伟大前辈的写作大概都是从“我”做起的，由“我”及他人，及社会，及历史，及人类的吧。
    在三百六十五行中，我最崇敬的职业，是医生和作家。他们一个是身体的治疗一个是灵魂的治疗，而我觉得作家更加重要，不仅仅是因为这个功利而浮躁的社会更加需要心灵的净化，在我的意识里作家比医生有着更加柔软、悲悯、善良的内心，他们代表了人类精神的前进方向。
    中国人的精神是以政治为主流的。尽管多种文学流派千帆竞发，百舸争流，但是对社会的影响毕竟有限。中国的政治体制，决定了中国文学发展的模式，更何况我们属于这样一个注重物质注重功利的时代。石康说，在当代不是作家缺乏灵感，而是时代和社会限制了作家。因此我总觉得在文学发展的道路上，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比中国要开明要进步，尤其是法国。当然，作为一个中国人，我时刻感到神圣和自豪，这种感觉主要来自东方大国地大物博以及悠远丰厚的历史和传统文化，中国作为一个传统的东方大国，以儒家“仁”为核心的精神显然已经深远地影响了整个亚洲，尤其是韩国和日本，日韩两国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学习热情要远远高于国人。尤其是日本，一个十分重视精神、善于学习的樱花之国。目前，中国传统文化，正以“孔子书院”的形式在全世界广泛传播，这既显示了中国经济实力的增强，也充分表现了汉文化和汉语言的魅力。因此，中国纯文学的发展既有得天独厚的先天优势又有当代体制的瓶颈制约。
    千百年前，行吟于汨罗江畔的三闾大夫曾经向着苍茫天地发出“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的感叹。这倒不是说作家诗人就要高高在上端起架子自命清高，而是说作家诗人们既要认清前途的漫长艰难又要时刻有历史使命感和对自我对时代对社会对人类的深沉关怀和悲悯。作家是要有这一点精神一点勇气，只要有这一点精神一点勇气，就能扔掉瓶瓶罐罐，打破条条框框，无论什么样的困难挫折什么样的孤独寂寞什么样的迷惑引诱都不可阻挡我们前进的脚步，像那些伟大的先贤圣哲一样创造有益于全人类的伟大作品，也就不再是梦想。
    否则，作家只好灭亡，文学只好灭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