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新中国成立70周年，成立那年我9岁，已能看事、做事、记事了。可以说，我是与新中国同忧欢、共命运走过这70年的。我深感没有共产党、没有新中国、没有毛主席就绝没有我的今天。

这里我先从一段65年前留下的记忆，即我穿的第一件中山装讲起。

我是解放后的1951年11岁时才上的小学。由于年龄偏大，学习努力，我初小只读两年半，顺利考上高小，1955年我高小毕业考上了衡阳县一中。那时能进县一中上学的为数很少，父亲母亲既为我能考上中学欣喜，又为我上学的吃穿用犯愁。母亲为让我有一件那时学生时兴穿的中山装，可谓费尽心思。她东拼西凑弄到几元钱，买来一段便宜的白布和染料，把白布染成蓝色，再向别人借来一件中山装做样衣，自已照着样衣剪裁缝制。平时全家人穿的旧款式衣服都是母亲一手缝做的，做中山装这还是第一次。前后忙了半个多月赶做出来，叫我试穿。我一穿上还很合身，母亲很高兴，前面扯址，后面拉拉，左瞧膲，右看看，细心端详反复看了好几遍，才似乎松了口气，“嗯，崽吔，还要得！脱下来吧，等你上中学那天再穿。”说完，母亲帮我脱下、叠好、压平，放到家中唯一的、据说还是母亲嫁妆的装衣服的箱子里。这些动作很细、很慢，同时似乎有所思、有所想。当她放好衣服、轻轻合上箱子盖时，我发现母亲眼眶里浸出抑或欣慰、抑或伤感的泪水。这时，已经略知世事的我，情不自禁扑到母亲的怀里，轻声地说：“母妈，难为您了，我一定好好念书！”

我能想象那时母亲复杂的心情。母亲是有点文化的聪慧女性，14岁与我15岁的父亲结婚，在旧社会一路走来，含辛茹苦，历经坎坷无数，现身边六个儿子，日子虽比以前好些了，三儿（我是老三）能上中学了，但瞻前顾后，仍难免困难重重。这不，衣服做好以后，父亲母亲又商量着其他用品的准备，分几次才买齐: 一只比海碗大一点的洋瓷脸盆，一条尺把长的薄毛巾，最便宜的牙膏牙刷，一双解放鞋，两包调钢笔水的墨粉，再加上几件旧衣服和好不容易才挤出来的一条被子，便成了凌家孩子首次外出上学的行李。三年以后的1958年，五弟均效也考上了县一中，兄弟俩便睡在一铺，合盖那一条被子，再三年后，我上大学，五弟均效继续在县一中上高中，是否还用那条旧被子，我就搞不清了。

现在回想起来，为让我们兄弟上学念书，父母亲真是太不容易。同时，也自然让我想到解放初期，我国人民生活的艰辛，对比65年后的今天，真正是“天翻地覆慨而慷”！
我的家乡衡阳是1950年才解放的。我家在农村，数代都是农民。解放后，我在家乡经历了土地改革，农村互助合作与公社化运动。这期间我完成了从小学到高中的学业。1961年高中毕业后被保送到军事学院。不是解放，我不可能有读书求学的机会，解放是我新生活的前提和起点，我的命运与新中国密切相联。

1959年我在高中加入中国共产党，至今已整整60年。作为党员，这60年，我更是与我们的党和国家同命运、共忧欢。每当看到党和国家事业上取得新的进步和成就，我会由衷地欢欣鼓舞，还会激励自已更加努力工作。而当党和国家遇到暂时困难时，我会勉励自己，力所能及地为党分忧。“三年困难”时期，我作为学生党员和学生会干部，带领组织同学们勤工俭学，开荒种地，弥补粮食定量不足，受到老师和同学们的赞许。“文革”混乱阶段，我冒风险劝阻“武斗”，在领导和群众中留下好的口碑。

我始终认为，作为普通公民、普通党员，不论身处何地，在何岗位，都应时刻将自己的命运与党和国家的命运相联系，时刻与党和国家同忧欢。古今中外的历史与现实无不证明，国祸必定民灾，国强方有民安。先贤龚自珍言：“官无廉官，吏无能吏，军无良将，兵无勇士，民无良民，甚至盗无侠盗，这个国家离亡不远矣。” 反过来，当我们每个人在各自的角色岗位上都表现优良，都焕发正能量，这个国家才可能长治久安。

值此70周年国庆之际特赋一联祝贺：“七秩春秋砥砺奋进未磋跎，两个百年再创辉煌不停步。”

责任编辑 胡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