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哲学史源远流长，在中国哲学历史的长流中，散布着星星点点的灯光，或大或小，或明或暗，让人们在无尽的探知中寻找历史或人生的方向。

张岱年先生谈到中国哲学的六大特点时，便说道，中国哲学“重人生而不重知论”，从这点看，我们似乎觉得中国哲学更侧重于人在历史发展中对本我、自我、超我的认识与探求。而我们从中国古代哲学发展的进程来看，无论是儒家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还是道家的“为无为，而无不治”，抑或是佛家的“四大皆空”，其本质，都是在阐述人自身如何去融入这个社会，融入这个自然。

其实，在一定意义上而言，人类社会也应该属于自然的一部分。我们的衣食住行，归根结底都离不开大自然的孕育，我们一切的生命之力，都是取自自然之源。对于西方而言，中国的哲人们更多的是思考如何融于自然，与自然和谐相处，达到“天人合一”；而西方哲人们却在于考虑这个世界是怎样的世界，这个自然该是怎样的自然，我们该如何去了解这个自然。因而，出于这一点，西方人在认知这个世界中更侧重于一些具体科学的了解，而中国人则侧重于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故而，我们会经常在中国的典籍中发现诸如“以和为贵”、“中庸之道”、“柔以克刚”等一系列讲究融合的词语。这些词语，无非是为我们在人生的发展中建构“天人合一”的方法。

我们都知道中国的三教九流，尤其是流行于世的儒释道三教。而这三教为何在中国几千年的历史进程中长盛不衰，直至今日，依然表现有强大的活力？在我看来，其中有一点原因就是这三教对于人个体人生的发展存在着一定的积极导向作用。

首先，从儒家来看，我们都知道“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入世观，儒学从中庸的角度，为我们提供了诸多修行之法，使我们在融入社会中，变相地更加积极地去适应现有的自然。面对人生的顺境及逆境，儒家强调“达者兼济天下，穷者独善其身”的修行准则；面对社会的礼乐危机，儒家强调“以礼治国”、“以德治国”的理念。儒家针对人性的弱点，为人们在自我的发展中由自发转到自觉提供了充分的思想基础，因而也使得中国在历史的发展中自觉性的注意到个体与集体的关系及个性精神的自由。这在为个体发展基础上，提供了较为完善的修行做事法则。

中国传统文化是一本厚重的智慧书，佛家智慧则是最超脱的一页。佛法主张四大皆空、慈悲为怀、包容忍让、不贪不嗔不痴等诸多观点。佛家认为“心为恶源”，人若要摆脱罪恶与苦果，就要净化自身的内心。禅宗对此便提出了“自性清净”、“佛性本有”、“见性成佛”等相关的理论，并要求必须“离两边”、“离四相”，“于相离相，于空离空”。而这些修心之法，其归根结底，最终都是为个体在融入社会中寻求自我心灵解放，摆脱自身在融入自然的进程中陷入自我迷茫选择的精神之路。佛家这种出世的人生心态，正是对人类社会在逐渐脱离自然而进行自我改造中失去“天人合一”境界的反映。当然，这种反映，不仅是出于人与自然的关系，而且也在于人与自身心灵间是否自然合一。佛家这种反其道而行之的方法，在一定程度上确实弥补磨合了一部分人迷茫的心理，或许在一定层度上带有“阿q精神胜利法”的味道，但也不乏其将人融于社会与自然的积极。

而道家，则主张清净无为。清净，应是一种淡然万事的心境，克服内心之浮躁，保持内心的清明。佛家善于修心，而道家之修身则从“清净”从手，追求物我超然、精神自由。诸葛亮云：“夫君子之行，静以修身，俭以养德。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修身养性，最忌躁动，一个安静闲适的环境可能会带来精神的舒缓，而做到内心的沉淀却需要“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淡然心境。老子曰：“多言数穷，不如守中。”言有尽而意无穷，清净使然，不争不闹，于守中之间，平淡于平常。而“无为”，也不是单纯的一点也不做事，无为之下，该是有为的无为。该为时则为，不该为时切莫为。这样才能达到“为无为，则无不治”的效果。故而，在《道德经》第七章说：“天地所以能长且久者，以其不自生，故能长生。是以圣人，后其身而生先，外其身而身存。”无私之无为，无为之所为，这是一种精神涵养，需要在磨练中养成真性真境。道家从修心修行的角度，将个体精神与力量相结合，修身养性，随时而动，随性而行，于做人之上，真正融于自然。

从以上的分析看，我们不难得出一些初步的结论，那便是中国的哲学更侧重于个体人生的探求，也就是探讨人如何融于社会、融入自然。因而，我们也就不难去想，中国的哲学在研究探讨这一没有确切答案的问题上，其结果必然众说纷纭。而联系着众多学说虚幻的绳线上，哲学发展未成体系也似乎在情理之中。正是这样的发散性思考，使得中国传统文化别树一帜，诸多文化可以和谐而多样发展。个体人于了悟之中，也将从“知行合一”入手，向着“天人合一”的目标迈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