黔北重镇遵义红花岗区老城子尹路９６号，一栋两层楼房，坐北朝南，临街而立。
７６年前，在这栋小楼里召开的一次会议，深刻地改变了党和红军的命运，改变了当代中国的历史进程，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在政治上走上成熟，成为中国革命的重要“转折点”——这次会议，史称“遵义会议”。
从此，中国共产党在以毛泽东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正确路线领导下，克服重重困难，一步步地引导中国革命走向胜利。
四路红军总里程长达六万五千里的远征，几多悲壮，几多慷慨，几多豪迈。党和红军曾一度面临生死攸关的危难时刻。当时不会有人想到，他们的远征，会成为一部无与伦比的史诗；他们的精神，会成为超越时空的巍峨丰碑。
从１９３４年１０月到次年１１月，面对国民党军队重重“围剿”，四路红军先后离开养育过他们的中央根据地、鄂豫皖根据地、川陕根据地、湘鄂川黔根据地，进行战略转移。
１９３４年１１月２７日至１２月１日，中央红军遭遇自出发以来的最惨烈一战——湘江战役，空前悲壮。
仍居住在遵义城的９６岁老人王道金是长征亲历者。他回忆道，湘江战役之后，中央红军从出发时的８．６万人锐减为３万多人，损失惨重。
１９３４年１２月１８日，中共中央在贵州黎平召开了长征途中的第一次政治局会议。
黎平县党史工作者谢俊泉说：“黎平会议讨论了之前在通道会议中涉及的红军进军路线问题，争论十分激烈。博古、李德等人仍坚持北上湘西会合红二、六军团，毛泽东等人则主张向敌人势力薄弱的黔北进军。双方互不相让，会议一直开到深夜。”
终于有了结果——毛泽东的正确意见被采纳，决定放弃原定计划，西进渡乌江北上。
１９３５年１月７日，红军攻克遵义。１５日至１７日，中共中央召开了为期３天的政治局扩大会议。
会上，张闻天按照会前与毛泽东、王稼祥共同商量的意见，比较系统地批评了博古、李德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毛泽东作了长篇发言，批评了博古报告中谈到的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主要原因是敌强我弱等观点，认为其主要原因是军事指挥和战略战术上的错误。会议改组了中央领导机构，通过了“毛泽东同志选为常委”等４项决定。
遵义会议后，红军在青杠坡地区对川军两个旅发起猛攻。此战异常激烈。不足两平方公里的葫芦形山谷里，３０００多名红军将士阵亡。因敌军不断增援，再战不利，红军奉命撤出战斗。四渡赤水，由此拉开序幕。
时东时西，时进时退，四渡赤水的１００多天中，红军作战方向变更达１０次之多，最终实现了渡江北上的既定战略方针。中央红军从此改变了第五次反“围剿”以来被动挨打的局面，夺取了战略转移中的主动权。
遵义会议会址纪念馆原馆长、党史专家费侃如这样描述遵义会议在党史、革命史上的重要意义：“遵义会议是我们党历史上第一次独立自主地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解决自己的路线、方针和政策问题。遵义会议结束了‘左’倾教条主义的统治，实际上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党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其意义极为深远。”
面对国民党军队重兵围追堵截，遵义会议后，毛泽东等指挥红军在川黔滇万水千山间纵横驰骋：四渡赤水、虚指贵阳、威逼昆明、巧渡金沙江……跳出了敌人的包围圈。
１９３５年９月１６日，党中央率领北上的红一、红三军拿下并跨越拦阻他们由川入甘的最后天险——甘肃迭部县东北铁尺梁下的腊子口。
９月１８日，北上红军到达甘南交通重镇哈达铺。随后，中共中央作出了把落脚点放在陕北的重大决策。
１０月１９日，中央红军（这时编为陕甘支队）到达陕北吴起镇，胜利结束二万五千里长征。党中央和中央红军主力落脚陕北，中国革命站在了新的起点上。
１９３６年１０月，红一、二、四方面军，最终汇聚在西北黄土高原，汇聚在抗日救亡的前线。
中国工农红军的战略转移，从此有了一个让中华民族至今为之骄傲的名字：长征。
长征的胜利，成为中国革命转危为安的关键，实现了红军的战略大转移，保存和锻炼了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的骨干，沿途播下了革命的种子。长征的胜利表明，中国共产党及其所领导的中国工农红军具有战胜任何困难的无比顽强的生命力，是一支不可战胜的力量。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９０周年，在贵州遵义，在甘肃腊子口，在陕北吴起，红军经过的许多地方掀起了红色旅游热潮。仅在遵义，今年以来游客已达５０万人次，比去年同期增２０％以上。
遵义市委党校教授尹瑞华说，遵义会议精神，即使在今天，依然富有时代内涵，应该世代继承和发扬。而长征中红军所表现出来的精神，成为激励我们继续前进的强大动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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